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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戰略性結構調整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對于如何認識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實質，人們在認識上一直存在著分歧。當前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的實質就是要使國有企業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專門從事中外私有企業不愿意或無法經營的公共產品，而競爭性部門則只應當由中外私有或民營企業來經營。“全面退出論”以國有企業經濟效率低下，擠占了中外私人經濟發展空間，“與民爭利”，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不利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利于充分就業等等為理由，并根據20世紀80年代末期西方工業化國家國有經濟增加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不足10%等情況，主張我國國有經濟應該大范圍地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集中在少數自然壟斷行業或者是民間資本不愿進入的行業和領域，然后民營經濟就能夠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就能夠解決就業、效率、國內外競爭等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問題。然而，這種觀點在理論和事實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是一種誤導。



　　（一）從鞏固和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來看，國有企業不能完全退出所謂競爭性領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我國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生產力尚不夠發達，經濟基礎薄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還不夠鞏固，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正是依賴眾多的國有企業，我國在短短的十多年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尤其是工業體系，使我國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斷豐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改革開放后，盡管我國經濟社會各項事業不斷發展，但是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生產力還相對落后，發展水平還有較大差距，人民群眾福利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高，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體現不夠充分。國有企業作為全民所有的企業，其發展壯大的根本目的是為國家為人民積累財富，為解決民生問題奠定物質基礎。當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有不斷堅持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才能得以鞏固，公有制的巨大優勢才能得以體現。如果國有企業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私有性質的“民營經濟”必將會占據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進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基礎也必將進一步削弱，社會主義大廈也必將面臨崩塌的危險。國有經濟是否退出某些行業或領域，不能以其是否屬于所謂的競爭性行業或領域為標準，而要堅持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戰略布局和調整的標準。此外，在當代高科技和經濟全球化的新條件下，固守自然壟斷行業和競爭性行業的分類，已經過時。因為幾乎所有經濟領域都可以有競爭性和壟斷性。



　　（二）國有企業全面退出所謂競爭性領域，不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國有企業和其他性質的企業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需要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競爭共同發展，另一方面，當市場經濟出現不穩定時就需要主要通過國有經濟進行快速有效調節。在市場經濟中，民營經濟生產經營的目的在于謀取私人利益，追求的主要是本位經濟效率和經濟效益。為了實現本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它們往往會出現損害消費者利益、社會整體利益以及其他外部不經濟行為。如當下食品等安全問題便是如此。在所謂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按照市場法則與民營經濟公平競爭，既能與民營經濟相互促進，提高市場效率，還能維護市場供需均衡，維護消費者利益，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外資經濟對民營經濟的“擠出效應”，維護民族產業的發展。



　　中共十七大報告也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有經濟在所謂競爭性領域做強做優，正是充分體現了黨中央發展國有經濟的重要精神。如果說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公有制和市場經濟高效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就會被削弱，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內外競爭力和國民凝聚力等作用發揮的客觀基礎也會逐漸喪失，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難以體現。因此，現階段我國所有制結構大體保持在“34111”的比例為宜，即國有經濟占30%，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占40%，私營經濟占10%，個體經濟占10%，外資經濟占10%。需要強調的是，從法律的角度看，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一樣，具有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同樣具有資本增值的屬性（同時具有國家調節目標的屬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市場競爭主體即企業的進入或退出某一行業或領域，本質上取決于企業自身的依法獨立決策和市場的優勝劣汰，而不是取決于所謂行業或領域劃分標準或政府的主觀意愿，最終的結果應取決于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國家發展目標。當然，與中外私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目標不僅僅是追求可持續的長期利潤，還要滿足公共利益和國家調節的需要。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國有企業不能追求必要的盈利最大化。企業的本質就在于創造價值追求盈利，投資于國有企業的資本不同于一般的財政支出，它需要在經營過程中不斷保值和增值，在社會再生產體系中不斷循環周轉，這樣才能在市場經濟中得到生存發展，才能有效地完成其承擔的社會職能，實現社會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追求利潤與實現社會目標是并行不悖的。



　　（三）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有違黨中央關于國有經濟布局和戰略調整的基本方向。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指出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從黨中央有關文件看，強調的是國有經濟要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要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但并沒有說國有企業必須退出其他行業和領域（自然包括所謂競爭性行業和領域）。



　　某些人隨意曲解甚至篡改中央文件精神，鼓吹國有企業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給我國的國企改革帶來思想上的混亂，導致實踐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如很多地方政府在處理國有經濟退出時采取簡單化、絕對化、短期化的做法，對國有企業改革采取“一退了之”、“一賣了之”、“半賣半送”、“連賣帶送”、“明賣暗送”，不管國企經營效益好壞都一概退出，既不考慮“進而有為”，也不考慮“退而有序”的調整戰略，甚至把國有企業當做“包袱”一樣“一甩了之”，盲目草率地分流職工，隨意處理國有資產，給改革留下極大后患，損害了勞動群眾的權益，致使不少單位和地方出現社會群體事件，破壞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其中心環節就是使國有企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一方面有效地利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等優點，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有效發揮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克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弱點，把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長處更好地結合起來。如果說國有企業都要退出競爭領域，只能存在于所謂非競爭領域和虧損領域，那么，等于說國有經濟不能參與市場競爭，更談不上發揮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成了一句空話。同樣，作為企業、作為市場中的資本，國有企業或國有資本同樣需要不斷保值和增值，能夠在社會再生產體系中不斷循環，并在循環中創造價值，為其所有者（全民和國家）帶來利潤，通過市場競爭為社會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更好地為實現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服務。目前，處于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已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和良好的效益，在市場競爭中得到了發展壯大，那么，憑什么一定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強迫其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呢？又如何去落實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關于“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的目標呢？



　　（四）從當前國際經濟競爭、民營企業自身發展以及應對經濟危機來看，國有企業不能全面退出競爭性行業和領域。



　　當前，隨著國際經濟全球化發展，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經濟風險不斷加大。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起步晚，規模小，管理水平低，生產設備陳舊，技術研發投入經費少，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弱，產品技術含量低，難以應對西方跨國大型企業的競爭和經濟危機的沖擊。2008年到2009年受西方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地區的民營中小企業中約有40%企業的倒閉了，40%的企業在生死線上徘徊，只有20%的企業沒有受到影響。



　　民營企業難以抵御危機沖擊，主要在于其科技創新能力不足，進而導致競爭力弱。以安徽省為例，對全省民營科技企業的調查，得出有53.46%的企業認為當前培育科技競爭力的最大問題，在于科技人才投入不足。2007年安慶市研發人員僅僅685人，低于17個省轄市平均水平（1925人），萬人中從事研發活動人員比例僅為1.23人，低于全省和17個省轄市平均水平（分別是5.79人、7.16人）。通行的標準是，在科技類企業中，科技開發投入的比例應該占銷售額的5%－8%，有的甚至高達10%以上，低于5%說明企業的創新能力較弱。2005年我國民營科技企業的研發投入僅為3.1%，低于我國政府規定的5%的標準。我國只有11.9%民營企業中開展了技術創新活動，研發經費只占其銷售收入的0.71%，而發達國家企業的這一比重一般為3%。我國民營企業對外技術依存度超過50%，多數中小民營企業現有技術都是通過直接購買，很少自己研發。而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這幾年強化科技研發投入，企業技術素質不斷提高，規模不斷擴大。2010年央企已經有30家央企進入了世界500強。國有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及與民營企業的上下游及橫向協作關系，也幫助其減輕了危機沖擊。



　　由于民營企業整體經營素質較差，在與國外企業的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除了與民營企業展開競爭外，還存在一定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關系。一個大型國企往往能帶動數百家民營企業，很多民營企業已經與國有企業形成了產品配套協作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相互持股的現象也逐漸增加。我國加入wto以后，很多重要行業和領域包括大部分制造業、金融業保險、電力能源等都逐漸向外國資本開放，行業微觀主體多元化格局已經逐漸形成。如果國有企業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尤其是生產加工制造業，為數眾多的中小民營企業在外國資本的強力沖擊下必將哀鴻遍野。



　　截至2009年，我國還有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20510家，擁有資產215742.01億元，負債130098.87億元，所有者權益85186.57萬億元，全部從業人員1803.37萬人。同年私營工業企業盡管已經達到了256031家，但總資產僅有91175.60萬億元，負債50495.45萬億元，所有者權益156603.57萬億元。在全部工業資產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資產占了全部資產的70.29%，其所有者權益占全部所有者權益的67.84%。因此，只有“國民共進”，才能相得益彰，并共同應對西方經濟危機和國際高端競爭。



　　在應對近幾年經濟危機中，無論西方國家還是中國，國有經濟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國在兩年內推行4萬億投資振興計劃。大量國有企業承擔了很多民營企業不愿意或沒能力進入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行業和領域，諸如交通通信、電力能源等基礎設施項目和社會事業、民生工程建設等市場機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良好基礎和條件，帶動了民間資本投資。在危機寒流中，國有企業不僅堅持不裁員，而且還擴招職工，主動降薪，與民營企業“抱團取暖”，從而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以西方國家為依據來調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所占比重是荒謬的。



　　國有經濟是國家所有的經濟，它的性質取決于國家政權的性質。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史上，國有經濟分布的領域也并不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和自然壟斷等“市場失靈”的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出現過多次國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國有企業，涉及了石油、煤炭、電力、鋼鐵、鐵路、公路、港口、民航、電子、宇航、汽車、飛機、銀行、保險和公共服務等多個部門。1979年，英國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 1.5%，投資額占英國投資總額的20%。1982年，法國53%的公司資本控制在了政府手中。聯邦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國的國有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國有經濟在許多重點經濟部門取得了支配地位。比如，在法國早在上世紀30年代和二戰結束初期的第一、二次國有化中，就先后把鐵路、航空、部分軍火工廠和雷諾汽車公司、法蘭西電力公司、法蘭西煤氣公司、法蘭西銀行等以及30多家保險公司國有化。1981年至1982年的第三次國有化，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國有化的領域超出了以往的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行業，對具有競爭力的新興工業和國民經濟中處于戰略地位的部門，也實行國有化，使政府控制了全國飛機制造營業額的84%，鋼鐵業的80%，化纖工業的75%，軍火工業的74%，冶金和有色金屬加工工業的66%，化學工業的52%，電子工業的49%，玻璃工業的35%。有1 1家工業企業集團以不同方式收歸國有，并將巴黎荷蘭金融公司、蘇伊士金融公司以及存款在10億以上的39家大銀行實行國有化。經過這次國有化運動，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達4300多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營業額占工業企業總營業額的比重從22%提高到40%；出口額占工業總出口額的34.6%；投資額占工業投資總額的比重從15%提高到30%左右；職工人數占工業企業職工人數的比重從12%提高到23%。到1982年1月止，國家控制的銀行有124家，占本國銀行總數的一半以上；境內營業窗口達到8800多個，占注冊銀行總數的90%以上；存放款額在注冊銀行存、放款額中分別占87%和77%。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后來受到私有化政策的影響有所減少，但直到1990年，法國國有企業還有2268家，其中由國家直接控制或控股在50%以上的企業有108家。國有企業的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企業投資占全國總投資額的27%，出口額占25%。因此，在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有經濟不僅在郵政、電力、電信、煤氣等帶有公共物品和自然壟斷屬性的行業中占有非常高的比重，而且在煤炭、石油、航空、鋼鐵、汽車、造船等關鍵性的競爭性市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有經濟的分布則更為廣泛，不僅分布于電力、煤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和公共物品行業中，而且廣泛存在于商業、服務業、建筑業、制造業等一般性行業，如新加坡等國家，其國有經濟的經濟效益超過了非國有經濟。



　　總之，國有經濟（企業）的戰略性調整是當前我國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國有企業的進退布局一定要依據國內國際經濟發展形勢，我國社會生產力和公有制經濟制度的基本要求，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狀況以及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現實條件等因素，逐步健全國有資本有進有退的合理流動機制，做到該進則進，該退則退，堅持“有進有退”，“進而有為，退而有序”以及“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在關鍵行業和高盈利“競爭性”領域要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國有經濟的進與退的標準，只能以是否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是否有利于生產力水平提高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為標準，而不能簡單地以所謂的競爭性與非競爭性為標準。從根本上說，我國國有經濟改革和調整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奠定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微觀基礎，而不是簡單地讓國有經濟退出所謂競爭性行業和領域。



　　（本文章摘自《環球視野》第470期 作者：程恩富 鄢杰）